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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東方:"六四"和中國工運

韓東方:中國工人運動和20年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

1989年春,中國發生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大規模民主抗議運動。6月4日凌晨,中國當局用坦克和機槍武力鎮壓了北京和平抗議的民眾和學生,導致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

當時的北京鐵路分局的工人韓東方參加組織了和平抗議,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並擔任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的新聞發言人。"六四"後他被控為非法組織領導人,受到監禁。1991年他獲得保外就醫。現在在香港居住,主持《中國勞工通訊》,倡導自由工會和維護工人權利。

"六四"20周年前夕,BBC中文網記者蒙克電話採訪了韓東方,首先請他談談 "六四"已經過去20年,現在是否可以對當年民運中的是非曲直做出定論﹔以及紀念"六四"事件對他本人、對其它人還有什麼的意義。

韓東方:對我來講,我就是一個參與者。"六四"改變了我的一生,也改變了中國的走向,甚至改變了世界。當年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看到"六四"鎮壓的這種慘像後,都不敢再下令(向本國走上街頭的民主抗議群眾)開槍,所以導致東歐的轉變是和平的轉變。

所以"六四"事件,作為這麼大規模、對世界發生了這麼大影響、對很多人的人生發生了巨大影響的一個事件,個人憑著良心和感覺去紀念也好,去忘記也好,去批判也好,去反省也好,各有各的角度,不必一定強求。

對我個人來說"六四"很重要,這就足以。至於誰在當中起什麼作用,誰犯了什麼錯,誰有什麼內部鬥爭了,誰該撤不撤了,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情。

問:你現在從事的工人運動和你當年"六四"時候的工作是否還是一致的呢?

韓東方:有了不同的階段、重點和狀態。比如89年的時候,我們工自聯只存在了兩個星期。在那兩周裡,我們工自聯都是普通的工人,就是樸素地覺得要支持學生,要組織工人糾察隊保護學生,介入到學生運動中去。當然這種行動也表明,中國工人需要、也有權利組織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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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当年爱国“海归”的真实原因

记者: 李肃 | 华盛顿

"......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

对于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是由于爱国还是出于无奈、愤怒和报复,中外媒体各执一词。

*中国媒体:钱学森爱国“海归”*

《扬子晚报》11月1日报道:“在获悉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后,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做了调查,主题是在钱学森一生的闪光点中,哪一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网友评价最高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排在第二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排在第三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奠基人,钱学森参与“两弹一星”研制。”

显然,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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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1948)

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正是钱学森当年的“海归”壮举。新华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10月6 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 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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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文/江棋生

目录

前言
一、六四大屠杀:官方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
二、六四后的人权灾难:大抓捕、大清查
三、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
1、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惨痛和煎熬
2、20年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
3、天安门母亲群体现状
四、六四良心犯
1、当局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2、出狱后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3、出狱后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4、至今仍在狱中的六四良心犯
五、受到其他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六、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状况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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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沉默力量的迸發
文、圖/陳韋綸

中國農村報導作家春桃、陳桂棣2003 年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牽動的回想不僅是世界關注,其後作品被勒令下架以及司法審判的經歷,促成《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與《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的完書與出版。《中國農民調查》揭示大陸三農(農村、農業與農民)問題;配合《等待判決》與《小崗村的故事》在台與讀者見面,出版社籌劃的「我們把三農問題擺哪裡?—由兩岸農民問題談起」座談會邀請《破》報總編輯黃孫權擔任主持人、248農學市集召集人楊儒門與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吳東傑與談,對此書內容論及台灣三農問題拋出觀察與想法。

主持人黃孫權首先揭示:中國與台灣皆有三農問題,但不是談農村、農業與農民。在中國是「中央意識形態」,即農民肯定共產黨領導,將問題歸結地方幹部貪官腐敗,幹部成為代罪型羔羊;最後則是中國民主缺乏,農民抗爭毫無出口。台灣三農問題可能更為複雜,但他丟出三個背景觀察:李登輝時代開放農地買賣至今農再條例,造成農村碎裂化;再者都市中階下鄉,進入農村佔地卻不事生產,或都市小農成為農村新資本階級。最後,台灣建築與建設業作為內銷經濟生產方式,不斷尋求新的土地開發,「農再便是往農村尋找土地開發。」

另一方面,楊儒門開始發言之際,便強調講述歷史考量正、反兩面的全觀視野,討論由日據時代、兩蔣、李(登輝)陳(水扁)至今的農業問題產生脈絡。「烏山頭水庫如果申請世界遺產,但對日本殖民經濟與帝國主義者貢獻的過度推崇,這是台灣講述歷史的(與事實產生)過度差距。」兩蔣時代提出「以農業發展工業」是「政府力量強制農民做非志願捐出」,如各式徵稅與1:1肥料與稻米換購。國際綠色革命與大規模機械化釋放農村人力,進入工業。至李陳時代則是農田大規模休耕,其中蘊藏水資源分配:水資源優先供給工業,卻先縮限農業用水,「因為農民聲音往往沉默不反應。」他說。

「整個歷史看來,台灣對農業地位是貶低。」楊儒門繼續說,青年歸鄉事農面臨家人、鄰里與整體社會不認同。「政府進行漂鳥計畫,卻沒有提供產銷。」他歸結「產銷」實為台灣農業主要問題,因為政府實質作為無法被期待。另外資訊不對等又造就「層層剝削」與農民損失。最後,他強調「吃新鮮、在地與當季」對於台灣農業的裨益。針對現場觀眾提問「台灣民眾是否真正關心農業?」楊儒門表示台灣對農業觀感是差,但碰觸農業問題時,「台北市以南選不贏兩人:農會與水利會。農村力量看似沉默,但會在選舉時顯現。台灣統計農戶為 60萬,這關心農業的力量還在。」

提及農業可能的未來與都市農業的可能性,「半農半X」概念讓吳東傑看見都市內農業不僅是生產,「農業未來是關乎防洪災與生態多樣性,都市需不需要這些東西?」他並呼籲都市保留農業區必須被重視。另一方面,有機「大農」、企業投資農業開始出現,但小農必要性在於生產多樣性。關於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對於農業影響,吳東傑指出ECFA是「小WTO」,以自由貿易與無關稅為基調。WTO普遍被認為是富人俱樂部,大眾觀感是無法信任;ECFA引發焦慮除了兩岸關係,亦為會議不透明化。且簽署過程中,農民角色與農民發聲權何在?「我會認為農民在這過程中,是非常危險的。」他結論道。楊儒門最後補充,ECFA簽訂脈絡必須回溯中國進入東協、即「東協加一」之際,台灣無法加入東協相對造成經濟位置邊緣化;焦慮促成了ECFA,「但是不是有一個立場去簽協議?譬如美國牛肉進口絕對不是農委會去簽的,而是國安會。那農民立場在哪裡?」他示,台灣有機小農必須有意識地長大;相對日本、南韓與中國,台灣農業必須自我提升,包括糧食自給率意識或社區農業合作社。「但是台灣為什麼不關注糧食安全率喔…,這我也想攏無耶。」楊儒門有些插科打諢地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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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伟事件是一种召唤

前新华社驻法国记者兼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资深的媒体人士吴葆璋以“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在喉舌机关内的记者们包括邱明伟:“我在新华社工作了将近30年,我完全了解那里的情况,在六四以前的情况。中共各种媒体记者的思想都是很活跃的,但是都不能公开表达。他们只能在私下里谈论一些事情。例如在60年代的时候,记者一致得出一种意见,就是非洲一些独立的国家,凡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日子都比较好过,凡是走了中共社会主义道路的都没吃没喝的。这种话公开说有时候也不能让领导知道。因为记者是接触现实的,是了解外界情况的,也知道外界舆论的情况,所以他对事情有独特的看法,往往这种看法是和上级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和编辑部的总编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他继续说:“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记者,他们都了解中共根本就不是在搞新闻,而是在搞宣传,宣传一种不真实的东西。这种情况,我认为任何一个有良心的记者都不会继续再做。但是他们限于身在曹营,这个曹营就是中共统治下的,专制制度下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的是汉营,就是外面的自由世界。一旦有机会,或到了他们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就要走出来。中共已经建政了60年了,从中共体制内跑出来的有多少人?!”
吴葆璋认为,邱明伟走出来,公开宣布脱离中共的事情,真实地反映了中共在九评的冲击下所出现的一些现象:“邱明伟只是一个个人,但他代表的是无数的、很多很多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想这么做,只不过没有迈出邱明伟这一步。60年以来多少人从中共的体系内走出,而在中共建政60年的时候,邱明伟这样一个年青人勇敢地走出来,这完全是中共统治中国彻底失败的表现。就是说人心已经不向共产党了,人心已经呈向自由了,这个事情太说明问题了。而且我觉得邱明伟的事情是一种召唤,召唤更多的年青、年老的新闻工作者进一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中共告别。”
对于邱明伟的行动,吴葆璋感到很高兴:“他是一个很勇敢的年青人,而且看清了事实的情况,他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他勇敢的迈出了这样一步,我希望他能够在今后的道路走得顺利一些。我已经通报了记者无界限组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向邱明伟伸出援助之手的。”他希望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内,明白真相的记者们能够做“辛特拉(Schindler)”,也就是在希特拉的统治下,能想办法做一点好事。在力所能及的、不危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做一些好事。我希望我的同事们可以在自己所在的新闻领域里,替中国的民主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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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婷力赞邱明伟义举

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说,在中共中宣部这样严密控制舆论下,邱明伟站出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举动。对此,大同盟表示极力的赞成,对于他的正义行动表示鼓励。她认为,邱明伟的举止让国际社会知道,今天中共是如何在内部封锁新闻自由。她说:“我们希望他早日能够得到庇护。国际社会应该伸出援助之手,让更多的记者,更多的正义人士能够在自由的天空下为弱势的人士服务,为中国的法治人权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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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也曾经在香港公开与中共决裂,原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认为,邱明伟事件意义在于“公开”:“现在有人民日报记者公开站出来公开退党,这是一件非常喜庆的事。我很高兴,因为我听到退党的声音太多了,因为大部份的党员都想退党,那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公开地否定中共是比较少,它的意义在于公开!所以这个事应该受到我们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贾甲说:“人民日报是中共统治下最高的宣传机构之一,在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只要一说起人民日报,它就是代表北京中共党中央,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民日报就代表毛泽东在讲话。如此类推,现在的人民日报就是代表胡锦涛说话,在里边(体制内)有人敢公开挑战党中央,这在中国大陆如果传开了,应该是很震惊的事,因为人民日报是共产党控制最严的一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对它的控制比控制军队更严。”
贾甲又认为,邱明伟事件的出现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邱明伟代表了人民日报上上下下的干部,如果说,他在人民日报内,而整个日报不是这样的,他不可能站出来,他也更不可能公开挑战共产党,通过他,我们就证明一句话: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通过他就可以断定人民日报整体是反对共产党的,是否定共产党的。什么叫退党,退党就是否定共产党,什么叫否定共产党,就是决裂共产党,就是反对共产党,推翻共产党政权,就是爱国爱人民,就是实现中国的民主,人民要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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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人民日报邱明伟弃暗投明

原《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时政专题部副主任邱明伟先生投奔自由一事说明,共党内部极不稳定。据他透露有中共意识形态机构的高官已公开退党,《人民日报》内部工作人员大多不满于中共的欺骗。同时他断言中共必将亡于腐败。

相信各世界组织将关注并帮助他渡过难关,渡府希望他能继续为解体中共、复兴中华贡献力量。

今之党内已发生巨变,很多人仍在练法轮功并匿名三退,退党已成党内潮流。他们既不愿与共党为伍,有迫于生计不便与其公开决裂,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权宜之计发展下去将使中共重蹈苏共瓦解的覆辙。相信他们也在为建立没有共党的新中国而默默的准备着。

在此我呼吁党内良知未泯、头脑清醒的爱国之士退党,并另立新党,为理想而奋斗。我相信他们。共党聚集90%人才,他们不会被埋没。应该起来反抗,渡府对此乐观其成。

(源自:中国过渡政府第六十八次新闻发布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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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尷尬

高毅 BBC中文網記者


胡耀邦是改革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准大討論的執行者
20年前的今天(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20年後的今天,中國年輕一代幾乎遺忘了這個名字。

對號稱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來說20年太短促了,但即便如此,中華子孫淡忘這個特殊的人物,是為尷尬。

2009年看胡耀邦去世20周年有些戲劇性:逝世日之前,是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50周年,之後,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0周年。

透視這兩起事件可以看出胡耀邦的執政理念,也可以看出中共避免公開評價胡耀邦的尷尬。

左右為難

1980年,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去西藏,他說,西藏的漢族幹部過多、呆的時間太長,西藏應主要由藏族人自己管。

在西方人眼裡,胡耀邦的這一席話再次體現了他的改革和民主立場﹔而在中共元老和強硬派眼裡,胡耀邦的話擾亂人心、使得西藏問題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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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伟:箝制笔杆子之“巨头”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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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箝制笔杆子,不许媒体发出真实声音

  握紧枪杆子,箝制笔杆子,是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党维护暴政的不二法门。其中,箝制笔杆子,欺骗十三亿中国人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阻碍新闻自由进步之“巨头”,非中共中宣部莫属。

  握紧枪杆子,箝制笔杆子,是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党维护暴政的不二法门。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新命题,就是在制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弥天大谎上,中共在不断探索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如何实现对十三亿人民实施“假民主真独裁”暴政的方式与途径的“新花样”。

  其中,箝制笔杆子,欺骗十三亿中国人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阻碍新闻自由进步之“巨头”,非中共中宣部莫属。

  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每逢重要节日的来临,中宣部对新闻自由的箝制愈加疯狂,包括对网络舆论的控制、传统媒体、公众集会和境外记者在中国的采访的控制,乃是外松内紧。

  今年的十月一日恰是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年纪念日,更令中共中宣部对新闻自由的箝制招式多样,中共要举行阅兵庆典,但近期的中国已是多事之秋,中共的内心早已噤若寒蝉、今年的局势对中共看来是格外的紧张敏感,呈草木皆兵之势。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因参加七一大游行,返回北京后遭打压,由于担心被捕判以重刑,于七月三十日逃到香港,并公开退党。图为邱明伟摄于《人民日报》报社办公区的照片。(邱明伟提供)

  要求媒体创造利于中共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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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葆璋:大悟彻悟邱明伟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梁曉憶報導) 2009.09.03 06:42:42 am

吳葆璋近照 吳葆璋近照

(章樂/大紀元攝影者)

人民日報記者邱明偉出走尋求政治庇護事件,引起香港傳媒和各界的關注。邱明偉近日在一次記者會上譴責中共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政治迫害,並公開宣佈退出中共所有組織。邱明偉出走事件在海內外仍在繼續產生熱效應。為此本台記者採訪了資深媒體人,原法廣中文部主任吳葆璋先生。

記者:吳先生您好!在89年64之前您是新華社駐法國記者。 64血腥事件後您就毅然交了辦公室的鑰匙, 奔向民主自由世界。二十年後,又出現了一位人民日報記者邱明偉。 您一定有不少感言吧?

吳葆璋:《人民日報》記者邱明偉,可以說是踏著中共六十大慶的鐘聲,毅然出走海外並公開宣佈退出中共的。真是大悟徹悟。他這個勇敢明智的動作,深刻反映了中共統治的失敗和大陸民心的覺醒。

記者:您在兩種不同的新聞環境中從業,一定很理解在中國從事新聞工作的難言之處吧?

吳葆璋:新聞工作者的任務就是講真相,而中共當局則要求記者們做它的刀筆吏,如不從便要以惡相向。大凡有點人格和良心的人都不會情願做這樣的事情的。

中國有一句俗話,「身在曹營心在漢」。如今大陸新聞界厭棄獨裁渴望自由的人士比比皆是。只不過為了身家性命和前途出路,而無可奈何而為之了。作為朋友,我誠懇勸告新聞界的朋友們,千萬不要在市場的迷霧中沉淪,盡量在不影響個人利益的情況下,多做辛德勒那樣的好人,起碼不要助紂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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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催生的“沁源速度”

作者:高勤荣 邱明伟


  1月17日,时值大寒,气候异常寒冷。

  然而,在山西沁源,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却给人们带来了融融的春意!

  “去年我们全县财政收入已胜利完成15个亿!”

  在沁源提前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王玉圣郑重地向大会宣布。

  在这个国土面积仅有0.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6万的弹丸之地,过去“种地靠牛,发财靠偷”,经济指标在全市倒数第一的沁源县,八年时间,全县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3000万元,到2008年,竟一跃为15个亿!

  它是1978年的806倍,2000年的50倍!

  据统计,2008年,全县生产总值已完成52.4亿元,同比增长23.8%,人均GDP达到3.26万元,同比增长22%,在岗职工年均工资达到2.39元,同比增长16%,农民人均纯收入4836元,同比增长20.4%。

  沁源八年翻了六翻,每年平均增值1至2个亿。更为惊人的是,仅去年一年就净增近6个亿, 省内无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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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改變中國

本文在2006年時已經由原人民日報人民論壇副主任邱明偉採訪並成稿,由於中共對民主自由的鉗制,本文在中國大陸地區未被當局獲准公開。現將文章原稿發表如下,以期讀者能看到當時在中共的政治高壓下寫就的文章原貌。
從文章中可以看到吳青女士從母親冰心承傳的優良傳統價值觀:母親強調要講真話;因為罵一個啞巴,吳青被媽媽打咀巴。不過,也可以看到受中共黨文化影響下,思想被扭曲的痕跡。
文中,吳青女士說:「爲了改變中國,爲了民主自由,我要準備一個新的長征,可能要一千年,中國有這麽大的一個封建包袱,我不希望一下子能改變……」黨文化教育告訴中國人,他們的素質低,所以不適合有民主,所以只能是一條漫長的路,就等吧!黨文化教育告訴中國人,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曾經創造唐朝輝煌的古文化是包袱!與傳統文化斷裂的中國人,失去了可以依靠的脊樑,無奈地依付在邪惡的黨文化中,任由宰割。另外,吳青女士提到家裏的畫都捐了:「我媽媽說全捐,因爲這些字畫本來就屬於我們十三億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豪搶掠奪是中共的本色,但還要給人民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當然,如果不捐,最後還是會被掠奪。
——編者按



誰來改變中國
——訪北京市人大代表吳青

原人民日報人民論壇副主任邱明偉


北京人大代表吳青是中國第一個設立選民接待日並且不定期向選民彙報的人大代表,是罕有堅持履行職責的人大代表,這份堅持源自於一個貼身的源頭——媽媽冰心。冰心一直教導吳青要講真話,吳青當選人大代表後,冰心送給她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親筆寫下了林則徐的名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以鼓勵她爲人民講真話、謀福利。
吳青女士去四川、甘肅、雲南、貴州、山西、內蒙、陝西那些偏遠地區,感概地說:「人是多種角色的,現在要說人的權利,文盲的父母也是人,我們的農民也是人,只不過他們是住在了農村。1954年通過的第一部憲法第九十條裏面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棲的權利。也就是說,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塊土地上,憲法賦予每個人有遷棲的自由,而且應該是走到哪里所有的權利就應該跟到哪里。你的生存權,不能因爲你是個女性就不能來到這個世界上,不能因爲你是個女性,就要被遺棄。」
中共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那麽既然是法制國家就必須要以法來監督,這不能隨便說說而不採取實際行動。對於吳青女士這個人大代表來說,她主要是依照法規來監督,只有人人崇尚民主,這個社會才有和諧的解釋。至於和諧,“和”是禾旁一個口,就是人人有飯吃;“諧”是言旁一個皆,應該人人都有發言權,這就是民主。
但是人人都有發言權,人人都受教育,可是我們的義務教育成功了嗎?真實的情況令人匪夷所思。
吳青女士經常去貴州、山西、河北、四川等地的農村去掃盲,去過吳青女士等人開辦的掃盲班參加學習的有12歲的女童,甚至有16歲的女童。這些人沒有受過教育,能懂得什麽?吳青女士透露說:「有一回我去敲門,問,家裏有人嗎?沒有人?!是我的姐妹她不認爲自己是人。什麽感覺,因爲她不識字,因爲政府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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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指邱明偉事件中共瓦解先兆

人民日報記者邱明偉出走尋求政治庇護事件,引起香港傳媒和各界的關注,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認為,事件顯示中共內部已出現瓦解的跡象。
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指出,人民日報是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其所任用的人員是經過很嚴謹的審查和挑選,這次該報記者邱明偉外逃尋求政治庇護,顯示中共內部
已出現瓦解的跡象。
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現在一個這樣的人都要奔向自由,所以看到中共組織內部的離心,它已經開始出現瓦解的跡象,這樣在其他的機關中我相信這樣的人會更
加多,不過現在沒有出來表態。
司徒華並認為事件與中共十一前夕加緊打壓有關,另一方面邱明偉因來港參加七一遊行被拍到照片而遭秋後算賬,更加說明中共特務對香港的滲透十分嚴重。
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我們看到最近對異見人士和維權人士的打壓不斷的加重,它就是要加強自己的鎮壓,對普通的人都採取這樣的手段,對於它自己機關裡的
人特別是重要機關裡面的人必定會更加緊密,所以在這些機關的工作人員他們自己也要小心謹慎。
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現在這個記者是在香港參加七一遊行,被人拍到照片拿回去報告,遊行這麼多人能拍多少照片呢?這一點證明中共滲入香港的特務是非常
的多,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我們香港人第一首先就是不怕,其次就是也要小心謹慎,特別要回國內經商的人他們自己要提防。
對於邱明偉在星期日記者會上,公開聲明退黨,司徒華表示,證明三退在大陸的情況已經很普遍。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其實現在中共已經完全沒有信譽,所以三退的情況一定很普通的,即使有的人沒有出來這樣公開表示,但是內心有這個意願的人我相信非常非常的多,同時這也是它(中共)瓦解的一個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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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譴責當局迫害新聞工作者

香港立法會(民主黨)議員劉慧卿:
我們看到很多資料,在內地的傳媒有很多很勇敢做事的人,受到很大的迫害,這個大家都覺得非常之離譜,我們也都很希望所有中國的新聞工作者都可以自由的去採訪,所以如果有人來,內地傳媒來到香港做了些事,回去後受到迫害,這個我們一定譴責的。
我們覺得,雖然它說,河水不犯井水,但是我們都覺得,中國都說想有輿論監督,如果你自己都講想有輿論監督,那你更加要給與這個傳媒有自由。
獨立才可以的。
如果沒有這個監督呢,所以我們真的希望內地當局,停止迫害一些有膽量做自由採訪的傳媒。對於邱明偉的處境,劉慧卿呼籲國際社會伸出援手,提供協助。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林秀宜採訪,黃容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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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出走的事实与真相及其他/赵岩

文/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赵岩

三个月前,中国大陆第一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先生出走香港。这在六十周年大庆的前夕,可谓是令人实在是尴尬。邱明伟何许人也?他到底是不是《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相关负责人出面对外说,邱明伟只是合同聘任的记者,而且已过了聘用期。针对《人民日报》相关负责人的说法,邱明伟在香港通过《苹果日报》和“法轮功”的《大纪元》报召开记者会进行反击。且拿出该报社的出入证,向世人证明自己就是《人民日报》记者。面对两种说法,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官方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在纽约的华人新闻同仁竟然也有人相信了官方的话,几位资深的记者说:“邱明伟肯定不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因为《人民日报》记者北美总 站的人都否定他是该报的记者。 (博讯 boxun.com)
邱明伟为何出走大陆,奔往香港,他到底是与《人民日报》什么关系?有的人说邱明伟出走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在中国大陆又故意地制造了一起政治事件,更有干脆就说成是美国的间谍赵岩把邱明伟从《人民日报》给策反了。当我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是即难过,又觉得荒唐。难过的是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观念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毛泽东式思维,依然在上上下下的人们心中挥之不去;觉得荒唐的是邱明伟一个福建农民的孩子,受中共教育多年已入党,我分文无有,又没给他封官许愿,就能让他放弃刚刚满月的女儿和老婆,真可谓是瞎编胡猜,“假想敌”到了疯狂的地步。既然我没有策反邱明伟出走大陆中国,他为何放弃那么美好的(在常人眼里)工作,又离弃了妻子和女儿到底为何?请让我从认识邱明伟的那天说起。

2008年12月13 日,团中央政治学院举办了第九届舆论监督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国大陆很多著名的记者,其中有《中国经济时报》的王克勤,《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搞调查的一大批资深记者。十年前因披露山西省省委书记胡富国与运城地委书记黄有泉欺诈中央改造水利设施资金4.2个亿,搞假渗灌工程,因此而受八年冤狱的著名记者高勤荣,也在邀请之列。也正是由于高勤荣的出席,才使我有机会聆听那么多的理论专家与才华出众各机构的记者们的高论。来自《人民日报》的代表邱明伟被会议安排在第一天的上午第一时段,第一个代表新闻记者的发言就是他了。大会安排他首先发言,当然是他来自的单位是根红苗正的正部级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让其出席会议,如果邱明伟个人没有半点舆论监督的成绩,那也是绝不可能。邱明伟当天讲的是辽宁省葫芦岛的政府侵占农民的土地,农民向邱明伟所在的《人民日报》子刊《人民论坛》举报,邱明伟代表单位去辽宁采访,事后辽宁省委宣传部门和葫芦岛市的领导先后到《人民日报》来”封口“而未果。(boxun.com)

邱明伟做完演讲就到台下座在了我和高勤荣的不远处,因高勤荣在大陆新闻界被人们视为英雄,故无论是央视的,还是新华社的,都愿意与其交友,况且他出狱后,又在中共官方在香港的红色媒体《大公报》山西记者站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邱明伟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听说过高勤荣的传奇故事。当记者的眼力都够“贼”,有几百度近视的邱明伟虽然离勤荣和我有个几米,但他发现大家都与勤荣交换名片的时候,自己凑过来,主动向心目中的”英雄“出示《人民日报》的名片。

中午吃会议餐时,邱明伟更是寸步不离非要向高勤荣取经,于是便有了我与邱明伟认识的机会。因为勤荣在出事以后,是我和《工人日报》著名的记者吴琰女士,为了营救勤荣,带着勤荣的太太奔走于新华社的李普老和中国第一大律师法学界泰斗张思之老几位大家之间签名,才有了后来的十位社会名流向中央,向最高法院疾呼,要求无罪释放高勤荣的上书。也是因为我向《金融时报》,《共同社》《纽约时报》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呼吁,才使高勤荣遭迫害的事实才大白于天下。故勤荣不仅代大会主持人展江请我观摩此会,也更积极地向业内同仁介绍我与他的友谊与为民请命而遭受的苦难的经历。(boxun.com)

“那你是纽约时报的人吗”?当邱明伟看到我的名片时,有几分惊讶!我告诉邱明伟:“对呀,你们《人民日报》的记者与我和勤荣交往是要向上级汇报地。”邱明伟显然没有中毒太深他知道我是东北人,所以他故意用东北口音与我逗乐:“大哥甭逗了,哪有那么严重?“

两天会期很快结束了,邱明伟知道了更多过勤荣的故事。勤荣不仅成为他心中的英雄,也成了他的朋友。12月15日散会了,大家与会议的召集人展江教授碰杯后分手了。邱明伟提出他要送勤荣去火车站,且一送送到了车厢上。《人民日报》的记者我认识不少,都是人们送他们,他们送同行,且无职无权的又有过“前科”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8奥运期间香港记协主席胡立云小姐曾在香港明报陈阳介绍下,同我商量出席会议的大陆记者人选,我推荐高勤荣等人,同时,我也希望能请些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的记者。我的观点是:尽管这些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还难尽人意。但是,没有交流,就没有进步。如果国际记协资金允许,就应按比例地请他们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时我并没有想推荐邱明伟,而是推荐了《工人日报》著名记者写《从黑发告到白发》的陈宗舜和办过《法制与中国》而被抓的现任新华社“瞭望”记者,我的同乡郭希良,以及《中国经济时报》被大陆称为人头价值六百万的著名记者王克勤,可能王克勤与胡立云早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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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民主 勿當奴

文/邱明伟(人民日报原人民论坛副主任)

三年前脱离中国共产党,三年后的10月22日已获得新西兰永久居住权的贾甲抵达中国北京,他希望用他的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以期唤醒那酣睡的“东方睡狮”,以冀望十三亿中国人民能对中国的假民主真独裁进行反思。他的实际行动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民主自由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人民无时不刻都在为了实现民主而行动。
向往民主的勇士们对民主事业忘我的投入,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进程而不计个人安危,贾甲临行前在新西兰留下书信,表明这次是秉承使命返回中国,希望以实际行动来激励和号召全中国各族人民勇敢站出来,共同推翻暴政,实现中国的民主。
为国家和人民着想,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的意义,何尝不是如此。
炎黄子孙对民主的追求,体现于每个国人都有机会参与。追求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面对封建独裁者毫不畏惧,为了摒弃特权,争取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面对老弱病残者而捍卫他们的权利,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美好民族未来而毫不退缩。
贾甲的儿子贾阔接受国际记者采访,谈到其父回中国的愿望时表示:“三年前父亲离开中国是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三年后父亲回国依然是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他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国人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追求民主”。
以我在中共高层的圈子里多年“零距离”的体会研析,我们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发展趋势看,中共自身政治改革总是“志比天高,命比纸薄”,中国的民主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应当顺应历史潮流,切勿逆其道而行之,这是大势所趋,让中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是明智之举,昔日中共高层内有胸襟远见的好友持这种看法者亦不在少数。中共为了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之需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改来改去,如今执政六十年了,无奈成效甚微,甚至改的一塌糊涂。以中国的各种条件和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期望,再不走民主自由之路,“国泰民安”将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走民主自由之路,建立一个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民主制度,利国利民,也为炎黄子孙之千秋万代造福,也有助中国的真正崛起,如果不能实施民主,那对已日渐觉醒的中国人民来说,恐怕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孰轻孰重,答案不言自明。如果真正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着想,就应该,弃独裁迎民主。若非如此,全国人民还有什么理由不抗争呢?若非如此,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路,尽管荆棘密布且坎坷不平,尽管路途险恶且困局重重,中国人民也绝不能放弃民主自由的抗争。
我们想过了吗?我们的民族未来究竟悬于何方?假民主真独裁能给我们带来真正太平盛世的新中国吗?一党独大、党要管党、党指挥枪的滑稽闹剧早晚得收场,国家和人民绝不答应此类滑稽闹剧,无休止地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谁践踏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其将是中华民族之千古罪人,令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为之蒙羞。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民主自由进程的最大阻碍者,非中共封建独裁政权莫属。
当今的 “东亚病夫”就是在中共封建独裁政权的谎言和暴力下,诸多国人面对独裁者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百姓遍寻衙门无一处正义,官场暗无天日,既无民主又无法制,以权欺人,百姓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面对镇压既不敢怒又不敢言,唯有忍气吞声、步步退让,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败坏在独裁者手里。
原本不一定是如此糟糕的局面,就是因为诸多国人的忍气吞声、步步退让而使独裁政权有恃无恐、胡作非为,这不仅是国人的不幸,更是国人的短志,更是中华民族之民主自由未来的葬送!
呜呼哀哉!
这是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问题,国人切不可放弃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利,沦落为现代版“东亚病夫”。不要被独裁政权的谎言所蒙蔽,不要被独裁政权的暴力所屈服,正如中国唐吉田律师所言:“无论多么强大的暴政,也改变不了世纪的正常更新,这是毫无疑问的”。国人应该诚实无畏地把自己的民主诉求全面说出来,不要对独裁政权乞求,乞求等来的只会是假惺惺的糖衣炮弹,国人万不可续作无条件和无意义的退让。
国人当有所作为,人人都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历史推动者,已获新西兰永久居住权的贾甲不顾个人安危而义无反顾返回中国之举,旨在唤醒国人:争民主,勿当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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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严重困扰着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这一问题的形成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工作在一线的法官将“执行难”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五难”,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的财产难查,协助执行部门难求,该执行的财产难动,特殊的企业和特殊的人难碰。然而,在“执行难”的背后,我们还必须高度关注——

判决结论面对社会公众的无懈可击性
——从黄桥民间借贷案“执行难”说开去
□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 邱明伟

黄桥借贷案实在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普通民事案。案由分两部份:一是欠兴建养鸡场民工工资、建筑材料款、材料运费、鸡饲料款、土地承包费、向民工个人的借款等合计94.8万余元。二是以“兴建”养鸡场为由,向社会上的个人借款合计87.6万余元。

案情简述

黄桥,男,1967年出生,系北方某省的一个农民。这是一个在当地出了名的赌徒。
2002年,黄桥突然“浪子回头”,表示要远离赌博勤劳致富,声称投资160万元人民币,向村委会提出兴办养鸡场的申请。同年4月28日,正式与村委会签订了14300平方米场地租用10年的承包协议书,与乔木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农业局签订了14300平方米场地租用10年的承包合同书。2002年12 月向市工商局申请登记出资额160万元的“乔木市奥成养鸡场”,2003年3月获得正式营业执照。此间,毗芦村委会为建养鸡场召开了村民大会,有70多名党员、60多名村民代表参加会议,举手表决同意黄桥占地21.45亩,与村民租地、换地40余亩、向盘岭村租地10余亩,总计租地70余亩。
2002年5月,鸡场工程正式动工兴建,官屯镇毗芦村、盘岭村、前寨村、后寨村、虎庄村先后270余民工参与了工程修建。总共兴建了蛋鸡舍6栋(2548.56平方米)、雏鸡舍2栋(1188平方米)、20米长小桥1座、场区便桥3座及水库挡土墙、给排水安装、围墙等工程量。围绕养鸡场总欠 94.8万余元,黄桥以“养鸡场”作担保。同在2002年,黄桥在社会上又成功“折借”资金80万余元。2002年3月与6月,分别向李杰一次借5万和一次借3万,合计8万,约定2003年4月还清(已还2万);2002年7月,向于影借6.55万元,约定2003年6月还清;2002年9月,以房产抵押向乔木市海员寄卖行(典当行)借37.5万元,约定2003年2月还清;2002年10月,向田成借9万元,约定2003年4月还清;2003年1月1 日,向张军借5万元,约定2003年1月25日还清。
由于以上借款均未按约定时间还款,2003年的7、8、9月,田成、于影、张军、寄卖行相续将黄桥告上法庭。法院以判决书形式,判决寄卖行、张军等两笔借款在判决生效之日的10天内,黄桥一次还清本息;法院以调解书形式,裁定田成、于影两笔借款分别在2003年5月与2004年12月内,黄桥陆续还清本息。
2004年3月,砖厂老板李营将黄桥告上法庭,诉其2002年6月购买4万元红砖款尚欠3万元,法院调解裁定黄桥在一个月内还清。
2004年8月,王山弓将黄桥告上法庭,诉其2000年1月借奥迪轿车一台未还,2003年7月黄桥以10万元欠条将车“买”下,约定同年10月付清车款却至今未付。法院调解裁定黄桥在2个月内还清车款。
对上述7场诉讼,黄桥全部承认,并承诺如期还款,真正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而法庭以“法律”的名义,不顾黄桥的实际还欠能力,作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还款”判决抑或调解,“严肃”与“儿戏”在此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执行难!
2005年8月,乔木市人民法院对黄桥的养鸡场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以解决上述7场诉讼的“执行难”问题。此时,270余名参加养鸡场工程兴建的民工派出代表与法院交涉,请求法院判决先归还他们的工资。从客观上讲,没有这些民工的劳动付出,就没有养鸡场的存在,法院又拿什么来拍卖?加上民工们向法院提供了7场诉讼中,除欠砖厂3万元外,其余均属赌资交易的证人证言。至此,本案真正陷入了“执行难”……2006年3月,7场诉讼的原告方联名向法院提请申诉,在《申诉状》中称:“乔木市人民法院以农民债权人上访为由,拒不为债权人为理裁定及过户手续,使申诉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人民法院的调解或判决成为一纸空文……申诉人强烈要求履行法院的各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否则申诉人将以各种手段,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挟之意跃然纸上!
初审法院以《关于乔木市海员寄卖行等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黄桥欠款纠纷案件的请示》的形式,将这个“皮球”踢给了上一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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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 邱明伟

广西北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因‘房地产泡沫’闻名一时。在当年的‘房地产热’中,北海市以行政划拨、协议出让等方式,吸纳大量资金进行土地成片开发,仅1992年至1994年间,城市道路、绿化、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投入30多亿元,90%以上的资金源自土地开发”(引自:新华网广西频道)。
什么是国有土地“行政划拨、协议出让”方式呢?在北政发[2002]23号《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处理以地补偿投资等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中找到了答案:“1992年以来,为了加快城市基础建设步伐,我市采取以土地补偿投资(即投资单位投资建设市政道路,市政府按其实际投资额安排等值土地作补偿)办法”。
简言之,投资人“垫资”承包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政府用等值的国有土地面积抵偿工程结算款,这就是“土地抵偿政府欠款”的由来。转眼15年过去了,近30亿元“抵偿政府欠款”而出让的国有土地,已沦为“历史遗留问题”。

一、“以土地抵偿政府欠款”的内幕
这是一份北海市市长办公会议《纪要》,文字不多转录如下:
——1999年6月24日下午,金仁寿市长主持召开第65次市长办公会,现将会议议定事项纪要如下:
一、关于《北海市城东区东部闲置土地使用权托管办法》
会议审议通过市东部开发办起草的《北海市城区东部闲置土地使用权托管办法》,同意颁布实施。
二、关于川西北招商中心工程欠款及补偿用地问题
会议议定:市机场扩建指挥部欠川西北招商中心的进巷路工程款389万元,待机场候机楼建设资金逐步到位后安排兑付,北海医院项目未付的工程款3084.4万元,由市政府负责偿还川西北招商中心,并与川西北招商中心协商,如川西北招商中心同意,则以项目抵偿工程款,如不同意,则通过将项目对外招商筹集资金兑付工程款。为利于招商,充许改变项目的用地性质,招商工作由市项目引进局负责组织,项目的施工队工钱兑付等具体问题,仍由工程主管部门市卫生局负责。会议原则同意市土地盘整办提出的“修路补地”方案和以土地托管方式解决所欠川西北招商中心修路工程款的建议,由达和高副秘书长负责组织,与川西北招商中心具体协商后,提交市长办公会研究。会议强调,我市因市政建设而欠有关单位的工程款,除欠农民“两费”等有关明文规定须计付利息外,一律不计付利息。
出席会议:(名单略)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1999年6月25日
众所周知,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资金,必须列入年度财政预算,资金来源为上级专项拨款或编制贷款资金信讬计划。“土地抵偿政府欠款”就是让投资方用自己的资金,完成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用手中的土地折款冲抵建设工程款。
这就既成了这样一个事实:1992~1994年间,北海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净增”30多亿元,但其中有90%是用国有土地折款冲抵而来。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成了“冤大头”。
把“以土地抵偿政府欠款”的方法喻为是“点土成金”的圈钱术,一点也不过份。
第65次市长办公会上重点提到的“川西北招商中心”,是四川人设在北海市的一个机构,1992年与北海市建委、土地局签订了修路补地合同,参与北海市南北大道、滨海大道、机场大道筑路工程建设,并预付了2000万元修路基金。工程结算后,政府尚欠川西北招商中心1566.5105万元工程款,外加2000万元预付给土地局的修路基金(工程保证金),总欠款额为3566.5405万元。
按“修路补地”合同约定,川西北招商中心拿到了与欠款“相等”价值的534.98亩土地,折合6.65万元/亩。但北海市土管部门并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只办理经政府规划定点,由城市规划局出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一份被视为“有效”的城建规划“红线图”。至此,“以土地抵偿政府欠款”操作即告完成。农民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承包地,已经被政府“抵欠”了3000多万元,那500余亩土地上的庄稼,倒是年年长势喜人。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明文规定: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孰不知,534.98亩正好踩在三十五公顷的“红线”上。从法律上说,这500多亩地里的每一块“泥”每一根“草”,都与川西北招商中心没关系,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获的土地使用权,若强行开发,百十户农民免不了又要集体上访“闹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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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忠与社保局“返还租赁物”合同纠纷案,实在是一桩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租赁合同纠纷……从事件性质和时间顺序看,如果黄世忠状告燃化局合同违约、行政不作为在先,社保局就只能“等”结果,黄世忠租赁的设备就不会被社保局强制变卖,也就不会被社保局告上法庭,也就不会出现目前这个局面——

一个农民对峙三家“衙门”
□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 邱明伟 通讯员 廖斌

梗概

农民黄世忠,1997年8月,租赁燃化局下属煤矿的场地、设备,开办“环保砖”建材厂,合同租期五年并进行了法律公证。1998年7月,在黄世忠相续投入场地改造、设备维修资金11余万的情况下,该煤矿被恩施市人民政府宣布解散,燃化局将整个煤矿财产抵押给社保局,充作全矿职工的养老金。燃化局单方面决定,黄世忠的租赁合同截止到1999年12月,承诺与其办理相关合同终止清算手续。社保局全面接收煤矿财产后,于1999年7月,在明知燃化局与黄世忠尚未“了断”的情况下,将建材厂所租赁的机器设备全部拆卸变卖,给黄世忠的建材厂造成产值经济损失10余万元。在建厂改造资金、产值收入两项经济损失,没有一个部门认帐的情况下,黄世忠只有“懒”着不走,一拖就是五年。鉴于黄世忠一直“占”着地盘不肯归还,2004年7月,社保局将黄世忠告上法庭。一审黄世忠败诉,黄世忠不服判决,上诉至州中级人民法院,自治州中院对一审判决只字未改,终审判决还是黄世忠败诉。

第一家“衙门”燃化局

1997年8月14日,湖北恩施市经贸委为解决本市“特困企业”的解困问题,下发了“恩市经贸字[1997]38号”文件——《关于组织实施经贸系统‘特困企业解困实施方案’意见的通知》。
这份《通知》的第七项要求东风煤矿进行“资产量化重组,变为民营企业,国家补贴政策维持不变。对现有资产(房屋、土地、设备)进行宜租则租、宜卖则卖、宜包则包、部分搞活,安置职工。”
黄世忠,男、1950年生,湖北恩施市龙凤镇三龙坝村六组村民。因开办建筑材料“环保砖”厂,根据“38号文件”精神,1997年8月28日,与东风煤矿法人代表、矿长孟凡林,签定了为期五年(1997年9月1日~2002年8月31日)租赁场地及设备的《租赁合同书》,并在《合同》中约定解决30名煤矿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1998年5月6日,因生产需要,黄世忠又与东风煤矿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在租赁的场地范围内修建了一栋200平方米二层砖混结构办公用房。黄世忠还算是个“懂法”的农民,他将《租赁合同书》在恩施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虽说黄世忠持有(97)恩证字第569号《公证书》,但事后“公证”并未给他带来丝毫的“公正”。
按黄世忠的计划,充分利用所租赁的机器设备,于1998年9月便可投入正常生产。就在黄世忠相续投入场地改造、设备维修、增添等生产性资金11万余的过程中,1998年7月,恩施市人民政府决定解散东风煤矿,并决定将该矿全部资产抵押给市社保局,作为全矿工人的养老金。
如何处理黄世忠办理了“公证”的《租赁合同书》,是作为政府部门的燃化局绕不过去的一项工作。具体处理意见,在(2005)恩中民终字第234号《民事判决书》中有一段文字说明:“1999年5月6日,市社保局依法将东风煤矿的土地办理了过户手续。1999年5月11日下午,在市燃化局举行交接东风煤矿会议。会议决定,黄世忠租赁场地开办建材厂,与东风煤矿协议时间截止1999年12月底,此事由燃化局负责。以后继续租赁,由社保局与之商谈。”也就是说,单方终止租赁合同是“政府行为”,具体善后工作“此事由燃化局负责”,而“环保砖”作为一个有些小影响的项目,下步如何进行“以后继续租赁,由社保局与之商谈”。这样一个合情合理顾全大局的“善后决议”,上报到市政府也是能通过的。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善后决议”说的那么好。
燃化局压根儿就没与黄世忠办理什么合同“善后”手续,甚至于给社保局的资产过户手续都有些“悬念”,因为东风煤矿的资产过户“审计”,原法人代表、矿长孟凡林始终都未参与。为什么不让孟凡林参与煤矿资产过户审计?为什么不与一个农民租赁者办理正当的合同终止手续?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东风煤矿的过户“易主”,黄世忠面临两种情况:一是皆大欢喜。社保局认可原合同条款,租赁合同只是更换“甲方”,对原先投入的改造资金、后续生产都没有影响。二是终止合同。社保局不认可原合同,或者不愿继续租赁给原乙方。这样,燃化局必须代表地方政府,承担单方终止合同的责任,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因为任何地方政策不可能大过国家法律。
黄世忠经法律公证的《租赁合同》遭遇非正当法律程序终止,在一审、终审都败诉的情况下,《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这条法律不知对黄世忠有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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